中国传统观念认为，世界上万事万物，人是最宝贵的。这种观念反映在婚育上非常明显，先人们把子嗣繁衍、代际传承看得无比神圣。有许多说法，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如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、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、“多子多福”、“养儿防老”等等。从封建社会到解放初期，一对夫妇生育几个、甚至十多小孩的家庭，比比皆是。今年春节，央视热播电视剧“六姊妹”，就讲述了东北某地一对夫妻生育六个女儿的家庭故事。
然而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一部人年轻人对结婚、生小孩产生了严重“恐惧”，不结婚、不愿生育的越来越多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，中国出现了少子化的严重危机。
一、结婚率连续42年下降，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
所谓少子化（Sub-replacement Fertility）指总和生育率（TFR）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（通常为2.1），导致出生人口减少，人口结构年轻比例下降、老龄化加剧的现象。联合国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.5的社会定义为“超低生育率社会”，低于1.3为“极低生育率社会”。
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
1. 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低迷。2024年自1981年以来，剔除2023年疫情后“报复性结婚”的短暂回升，中国结婚率已连续42年下降。1981-2024年，结婚率从12.0‰降至4.3‰，降幅达65%。结婚登记数由1200万对降至610.6万对，下降50.88％。由于结婚率雪崩，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，1991年总和生育率(TFR)为2.0，首次低于更替水平，2000年TFR降至1.6。2020年为1.3，进入“极低生育率社会”。2023年进一步降至1.0，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国家之一。
2. 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。2016年是中国全面放开“二孩政策”的第一年，政策释放了此前积压的生育需求，导致出生人口激增，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，为近40年来的最高值。2017年开始，出生人口降至1723万，此后连续7年下滑。2017-2023年，年均减少约126万，远超正常人口波动范围。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，较2017年减少200万，首次出现大幅下跌。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，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。2023年出生人口降至902万，创历史新低，与1996年相比，降幅达49.4%，几乎“腰斩。2024年，由于疫情后结婚潮释放生育需求、多地推出育儿补贴、住房支持政策以及2024年为龙年，部分家庭提前生育等多因素影响，出生人口回升至954万，较2023年增加52万。但总量仍不足，并没有改变出生人口下降趋势。
3. 育龄妇女数量锐减。2023年，20-35岁育龄妇女约1.2亿，较2010年减少约30%。预计2030年将降至0.8亿。
4. 少子化程度已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。少子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存在，少子化又被戏称为发达国家“富裕病”。但也有例外，以色列的婚育率长期居高不下，美国的少子化程度也不是最厉害的。有人说，少子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。老王认为目前还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，需要继续深入观察和研究。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，全部集中在亚州。2023年，全球生育率排名最低的4个地方，第一名韩国0.72，第二名中国香港地区0.77，第三名中国台湾地区0.87，第四名新加坡0.97。中国大陆生育率1.0，低于日本1.3、意大利1.24、德国1.54、美国1.64、法国1.83等多数发达国家，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。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大国，但少子化现象却走在发达国家前列，令人胆颤心惊的末富先少、未富先老的社会危机，已经真真切切地呈现在国人面前，这种“进步”令人不喜反忧。
二、传统婚育生态被颠覆，少子化对社会影响巨大
从微观层面，主要有三点：
一是代际观念的激烈碰撞。老一辈人认为婚育是人生必经阶段和社会责任，固守着“完整人生，必须结婚”、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、“多子多福”的传统观念，将后代结婚生子视为家庭头等大事。他们无法理解年轻人为何对婚姻生育如此淡漠，更无法接受丁克家庭的存在。年轻一代则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，形成了全新的婚育价值观。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，将婚姻和生育视为个人选择而非人生必经之路，更不是应尽社会责任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，使得传统婚育观念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，甚至不婚不育。
二是家庭内部婚育冲突不断。看到儿女当婚不婚，应生不生，父母焦急万分，寝食难安。老一辈催婚催生，成为家庭聚会的固定节目，每逢节假日更为突出。老人唠叨十年，讲话万遍，仍无效果。许多人心灰意冷，干脆不管了。有的老人心生恼怒，便逼婚逼生，或者骗婚骗生。对老一辈苦心婆心，后生子有的表面上应允敷衍，暗地里却依旧如我；有的奋起抗争，与长辈正面冲撞，原本和谐家庭变得争吵不休，造成家庭关系破裂，亲情惨遭撕裂；甚至出现了个别父子反目，母女成仇、家庭破裂、家毁人亡的极端事件。
三是家族传承的断代危机已经显现。过去骂人最恶毒的，莫过于断子绝孙。现在由于少子化现象出现，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，祖业、事业、家业无人继承，单身族、丁克族正在瓦解家庭结构，更在深层次上改变着社会的组织方式。
宏观层面的影响：
一是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，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亿。
二是社会消费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。年轻人口的减少，导致消费市场萎缩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。
三是养老压力不断加大。中国60岁以上人口，占比从2000年的10.3%增至2023年的21.1%。仅用23年时间，造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、医疗费用上涨快、养老金缺口大、独生子女负担重，空巢老人增多等困难。随着老龄化加剧，2035年养老金缺口或达10万亿元。
四是社会活力持续下降。据教育部数据，2023年全国小学数量较2010年减少约30%，少子化将催生部分幼儿园、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出现关闭潮。
三，破解少子化之困，不能归咎年轻人，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
少子化问题正在成为悬在社会发展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每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，总是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年轻一代，仿佛他们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。这种简单粗暴的归因方式，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反而加剧了代际矛盾。事实上，少子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根源。
我们要找准少子化的深层原因。经济压力是年轻人不敢生育的首要原因。在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、高医疗支出的三重压力下，许多年轻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障，更遑论养育下一代。这种经济压力不是年轻人自己造成的，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。社会竞争压力同样不容忽视。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，年轻人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生育往往意味着职业发展的中断。这种竞争压力是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物，而非年轻人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文化观念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。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，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淡化。这种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代人。
建议将鼓励婚育作为新时代基本国策，是破解少子化困局的必要之举。这需要像当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样，举全国之力推进。政府应当把人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看作同等重要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制定系统的政策体系，从经济支持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，为年轻人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。
借鉴国际经验是破解少子化困局的重要途径。许多发达国家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如日本的育儿津贴制度、北欧的弹性工作制等。这些经验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，社区应当完善育儿配套设施，媒体应当营造积极的生育文化氛围。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，才能真正破解少子化困局。
少子化问题不是年轻一代的过错，而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。破解这一困局，需要我们从制度、文化、经济等多个层面入手，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想生、敢生、好生的社会环境。这不仅是应对人口危机的需要，更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。让我们携手努力，共同迎接这个挑战，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
来源：湖南思有智库微信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