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江之滨，千年古城湘潭，曾以“米市药都”、“金湘潭”的商贸盛名享誉天下，写就了其第一次历史辉煌。当新中国的朝阳喷薄而出，这座深植商业基因的城市，迎来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命运转折——从繁荣的商业码头迈向坚实的国家工业基地，开启了一段以钢铁、电机和汗水铸就的第二次辉煌史诗。
一、新中国把湘潭培育成现代化工业城市
（一）商业优势的式微与转型的必然
民国初年，随着粤汉铁路的全线贯通和长沙航道的持续改善，湘潭传统的水运枢纽地位逐渐削弱。货物与客流开始向铁路沿线及省会长沙集中，湖南的经济中心随之转移。据《湘潭市志》记载，1920年，湘潭的商户数量较晚清时期减少近半，昔日“金湘潭”的商贸盛景逐渐褪色，城市转型迫在眉睫。
（二）工业基础的早期萌芽与挫折
从晚清湘军时期的窑湾造船厂，到清末锰矿的初步开采，再到1930-40年代的湘潭电工厂、电厂、灯泡厂等，湘潭已出现近代工业的雏形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曾规划与德国奔驰公司合作，在湘潭设立“中华汽车总厂”，但因战乱影响和资金短缺，仅完成部分基建便被迫中止。至解放前夕，这些工厂多数残破不堪，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体系。这段曲折历程证明，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，工业化只能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（三）新中国与工业化的新纪元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战争，国家政权巩固，开始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。在“一五”（1953-1957）和“二五”（1958-1962）计划期间，湘潭被国家确定为中南地区重点工业城市，明确其发展重工业的定位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湘潭开始了由商业城市向工业重镇的历史性转变。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，正是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。
（四）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
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，到80年代初，湘潭已建立起以冶金、机电、纺织、化工、建材为主的工业体系。1978年，湘潭工业总产值达12.3亿元，工业占GDP比重超过60%，成为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。这一成就的取得，凝聚着一代产业工人的心血与汗水。
二、热火朝天的工业化建设
（一）国家在湘潭巨额投资，建设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
“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在湘潭投资1.5亿元，布局了湘钢、湘潭电机厂、湘潭锰矿等13个重点项目；“二五”期间又追加投资3.2亿元，新建了江麓机械厂、江南机器厂等大型企业。这些项目的落地，为湘潭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一位参与湘钢建设的老工人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住在工棚里，吃着粗粮，但看到高炉一天天建起来，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”
（二）全国各地大力支援毛主席故乡建设
鞍钢派出数百名技术人员支援湘钢建设；上海、江苏等地纺织企业整体搬迁组建湘纺；湖北军工企业对口支援江南、江麓等厂。这种“全国一盘棋”的协作格局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来自鞍钢的王师傅带着他的湖南徒弟，在湘钢建设工地上手把手传授炼钢技术，这种无私的传帮带精神，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。
（三）苏联专家来到湘潭，使一些项目规划设计水平很高
苏联专家参与了湘钢总体规划、湘潭湘江大桥和湘潭宾馆的设计。在伊万诺夫等专家指导下，湘钢采用了当时国际先进的“长流程”工艺，湘潭湘江大桥创下多项国内纪录，这些项目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。中方技术人员在与苏联专家共事的过程中，不仅学到了先进技术，更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。
（四）湘潭地方工业蓬勃发展
在骨干企业带动下，地方工业迅速崛起。湘潭电化厂、湘潭玻璃厂、湘潭电缆厂、湖南农药厂等企业相继建成。其中，湘潭电缆厂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电缆生产企业，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；湖南农药厂位列全国农药行业十强，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些地方企业如同众星拱月，与大型骨干企业共同构筑起湘潭完整的工业体系。
（五）工业化战略正式确立
90年代初，湘潭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。1995年，市第八次党代会正式确立“强工富市”发展战略，标志着湘潭工业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这一战略的确立，既是对过去工业化成就的肯定，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明确指引。
三、不能忘却的光彩
这是一个属于湘潭工业的黄金时代，其辉煌不仅体现在产值上，更深深烙印在湖南的格局、城市的肌理中，镌刻在几代湘潭人的记忆里。
（一）湖南的工业领袖
从“一五”计划直至90年代初，湘潭的工业实力长期领先全省。1980年，湘潭工业总产值达18.9亿元，一度超越省会长沙。与株洲并称“工业双雄”，共同撑起湖南经济的脊梁。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最早是从湘潭电机厂转移发展而来，这一历史事实见证了湘潭工业的辐射带动作用。
（二）“六大厂矿”的擎天之力
湘钢作为湖南的“钢铁脊梁”，其钢材支撑起全国无数重大工程。“十里钢城，十万湘钢人”的壮观景象，展现了那个年代工业建设的磅礴气势。老炉长李师傅回忆说：“出钢的时刻，整个车间都被映红了，那不仅是钢水的颜色，更是我们心中的热火。“湘潭电机厂作为中国四大电机厂之一，被誉为“中国电机工业摇篮”。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时，充分肯定了其为民族工业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江麓机械厂生产的坦克等装备威名远扬，江南机器厂从武器到“白云”冰箱，再到为航天火箭配套，展现了军民融合的强大实力。湘纺作为中南地区的“纺织明珠”，其印染布畅销海内外。
（三）产业大军与城市化浪潮
鼎盛时期，湘潭的产业工人大军超过30万，远超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半。这支庞大的队伍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，更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生态。每个大工厂都是一个功能完备的“小社会”，食堂、学校、医院、俱乐部一应俱全。江南机器厂被誉为“小上海”，江麓机械厂有“小汉阳”之称。每逢盛大节日举行游行庆祝时，各大厂矿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，展现工业城市的蓬勃生机，市民边嗑瓜子，边为自己工厂游行队伍鼓劲加油，那个热火朝天、锣鼓齐鸣的气势，不输现在的湘超足球赛。
（四）响彻全国的“湘潭品牌”
湘潭不仅生产工业原料，更创造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消费品牌。湘潭电机厂生产的“仙女牌”电风扇曾是千家万户的奢侈享受；“韶峰”电视机、“龙牌”酱油都是当时的紧俏商品，凭票供给，一票难求。湘纺的“洞庭牌”棉纱，湘钢的六毛丝、罗纹钢成为市场抢手货。特别让湘潭人自豪的是，江麓的坦克和江南的火箭，每逢国家重大阅兵必有它们的方阵，让湘潭人兴奋不已，逢人便说“这是我们那里生产的！”这些品牌不仅代表着优质产品，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（五）独特的“厂矿文化”
厂矿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：湘钢的篮球队、江麓的足球队、湘机的文艺宣传队，不仅在省内比赛中屡获佳绩，更凝聚了人心，塑造了昂扬向上、团结拼搏的湘潭工业精神。每个大厂矿都形成了独特的方言特色：湘钢人操“东北腔”，江南、江麓职工说“武汉话”，湘纺女工常有吴侬软语。这种语言文化的交融，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。厂矿文化不仅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，更培育了独特的产业工人精神风貌。
（六）国有企业成为社会自豪和人们向往。
90年代前，湘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营企业。我记得，又分几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央企，6大厂矿全部都是；第二个层次是省属国企，如湖南农药厂、湖南省轻工机械厂、风动机械厂等；第三层次是地区企业和市属国企，著名的有湘潭柴油机厂、电缆厂、红旗钢铁厂、玻璃厂、电化厂、染料化工厂总厂、无线电厂等；第四个层次是县属国企，如矽砂矿等。国企社会地位高，福利好，逢年过节奖金、物资不少，青年人都想进国企，觉得很光荣，许多领导干部也想方设法把子女安排到工厂。退休工人张大爷感慨地说：“那时候，我们厂矿最牛皮，工人为最光荣。”
四、伴随工业辉煌，呈现“高干”井喷、政风清朗景象
50年代，华国锋、胡耀邦先后担任湘潭县，湘潭地区主要负责人，在农业生产、工业企业、城市建设、文化教育等办了不少大事好事。60 年代，湘中地区水利条件极差，常年面临 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” 的困境。1965 年，为根治水患、保障农业生产，韶山灌区工程启动，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、副省长的华国锋亲自担任工程指挥长，全程主导推动这一重大水利工程建设，组织 10 万建设大军兼顾施工与农时，仅用 10 个月就完成主体工程，实现当年设计、当年施工、当年通水受益的奇迹。该灌区涵盖湘潭、长沙等三地七县，兼具灌溉、防洪、发电等多重功能，至今仍滋养着百万亩农田。
毛主席曾嘱托要把湖南建成工业省，提出用十年时间实现湖南工业化的目标，这一指示为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湖南指明了发展方向。而长期在湖南任职，曾任湘潭地委书记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的华国锋，积极带头响应落实这一指示，通过布局基础工业、推进重点项目、完善配套建设等诸多举措，为湖南工业化筑牢了根基。
1962年10月至1964年，胡耀邦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，主持湘潭地委工作。他思想解放，思维活跃，注重调查研究，恪守廉洁奉公，留下了许多快语快事，至今人们还在津津乐道。华国锋、胡耀邦后来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，这与他们在湘潭、湖南工作并做出显著成绩是紧密相关的。一个地区同时诞生了两个我们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。
六七十年代，赵冰岩、熊清泉、刘夫生、周政、王治国、董治文、周政、孔安明等长期在湘潭工作，后走上湖南省党政领导岗位。50年代湘潭电机厂副书记候宗宾，后任甘肃省委副书记、陕西省省长、河南省委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。这些老领导，要么是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的南下干部，要么是白色恐佈下的地下党员。如赵冰岩是山西定襄人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9年随军南下湖南，曾担任岳阳第一任县委书记、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、省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，省经委主任等职。1965年，他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。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，1972年，他从副省长降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市委书记 。在湘潭工作期间,他干了两件大事，一是兼任湘潭大学筹备处临时党委书记，为湘潭大学恢复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二是还曾兼任过湘钢党委第一书记，大力推动湘钢结束1958年建厂以来“有铁无钢”历史、真正成为铁、钢、材配套的钢铁联合企业。1975年春节前一天，赵冰岩同志带病到谭家山煤矿慰问并坚持下井看望工人，不幸在途中倒下，因公殉职，年仅53岁。他生前作风扎实，平易近人，足迹踏遍三湘四水，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。他逝世后，悼念活动在湘潭地区大礼堂隆重举行，笔者作为全市唯一学生代表参加了守灵，亲眼目睹了社会各界络绎不绝前来悼念，大礼堂人山花海，水泄不通。下葬那天，全城空巷，万民悼念。从湘江大桥至殡仪馆十里路上，密密麻麻的送葬人群，顶着寒风细雨，在道路两旁含泪伫立，送老书记最后一程，悲壮场景，至今难忘。
80年代至本世纪初，似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，欲在湘潭当领导，必须在大厂矿工作过。这一时期，历任湘潭市委、市政府、主要负责人，大多都先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、后提拔重任到地方担纲。如曹伯纯、郑培民、李壬申、谭景阳、范多富、祁政、孔令志、陈叔红、卞翠平、王为民、彭宪法、余爱国等。郑培民、范多富、彭宪法三人，都来自同一个企业，即湘潭电机厂，祁政、孔令志二人源自江麓。
这个时期，湘潭政界有几个特点，一是主要负责人来源两部分人，建国前参加革命老同志和大厂矿负责人。二是湘潭许多经验和做法在全国推广，三是干部作风好，艰苦朴素，廉洁奉公，蔚然成风，干群关系十分融洽。长达几十年里，湘潭领导没出一个贪官，还涌现了郑培民这位被追授为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和“人民满意的公务员”的先进典型。郑培民同志是东北人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湘潭电机厂“红电中”当老师。因十分优秀得到组织培养和重用，先后任湘潭电机厂、湘潭市委、湘西地区主要负责人，90年代提拨为副省长、省委副书记、省人大副主任。他在湘潭工作了二十多年，由于平易近人，许多干部和群众对他熟悉，对他的评价是“好人”“老实人”“好干部”。他的形象，是一个没有“官气”、充满“地气”的公仆形象。
笔者因工作关系，与他有多次接触和深入交谈，对他十分敬重敬佩。他恪守“做官先做人，万事民为先”执政理念，一辈子勤俭节约、谨小慎为、一尘不染，两袖清风。
我说两件事给同志们听听：他偶尔抽烟，但由于舍不得买和夫人不准他抽烟双重因素，很少抽烟，别人送他又拒绝，我几次见他大会上作完报告后,实在想抽一口，就开口向同僚“讨烟”。
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后，我有一次坐他原司机老周开的车，去省委办公厅汇报工作结束以后，老周提出，要去郑书记家里。因为郑夫人杨大姐托他带一件东西，送给郑书记在湘大读书的儿子。中午，汽车开到郑书记家楼下，我特意交待老周：“我不上去了，怕影响郑书记休息，你不要说我来了。”谁知老周还是漏了嘴，培民书记亲自出来，亲切地说：“龙林，我们老熟人了，你到了我家门口不进来，像什么样子?”我连忙道歉，赶快入门，见到了许多人想象中的“豪宅”，却是一眼“寒酸”，家俱全是从湘潭原屋搬来的老东西，过时陈旧，电视机也是老牌子，只有二、三十吋。特别扎眼的是招待客人坐的两把藤椅“眼对眼”，用普通话讲是“大窟窿”。看看他家，就知道当代“大清官”是什么样子。
回望这段从商业城市到工业重镇的辉煌历程，湘潭用几十年的时间，在国家版图上深刻烙印下“工业重镇”的名字。它抓住了历史机遇，不负国家重托，以强大的工业实力奠定了在湖南乃至全国的地位，并塑造了整座城市的性格与风貌。那一代领导艰苦奋斗、清廉从政的崇高品德，那份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创业豪情，那支技艺精湛、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队伍，以及那套完备的工业体系，是历史留给湘潭最宝贵的遗产。
如今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，这份源自火红年代的工业精神，正激励着湘潭人民在转型升级、创新驱动的道路上，续写新的时代华章。
来源：湖南思有智库微信公众号